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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昨天（2025 年 11 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称 “最高法”）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根据媒体的报道，在这次会议上 “涉案虚拟货币处置” 被明确列为重点议题之一。
作为深入研究虚拟货币司法处置领域的 Web3 律师，今天作者就聊聊这一新动态，对未来国内的司法处置业务有何影响。
一、背景：虚拟货币刑事案件的增多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与虚拟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在金融犯罪、网络犯罪治理领域也面临越来越多 “虚拟货币 + 金融犯罪”“虚拟货币 + 网络犯罪” 的案件。司法机关对于非法集资、洗钱、网络赌博、传销、非法经营等犯罪打击的同时，扣押了大量的涉案虚拟货币在司法机关（以公安司法机关为主）的钱包账户。
但是，在国家层面，我国并未出台针对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变现规则。目前基本都是各省 “摸着石头过河”，部分省份的公安厅已经出台了相应的虚拟货币刑事案件的侦办和处置规则。
最高法和最高检其实也在很早就启动了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课题研究，但是目前仍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处置规则。由此，最高法的这次全国性会议上重提 “司法处置”，意味着我国离制定一个全国通行的处置模式可能不再遥远了。
二、会议内容：最高法明确涉案虚拟货币处置为重点
在昨天的会议中，最高法院院长表示，全国法院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依法惩治多发高发和新类型犯罪，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尤其是 “要聚焦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网络直播淫秽表演、网络犯罪案件管辖、电子数据取证认证等新问题。” 此外，针对前述新问题，最高法要 “进一步完善司法规则，规范裁判标准”。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最高法看来：
（一）虚拟货币司法处置已经成为了 “新情况、新问题”；
（二）司法机关需要提升处置能力、完善规则。未来极有可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处置模式，甚至是处置平台；
（三）司法处置不只是案件审判的后延，往前追溯还包括涉案资产的固定、境外取证、相关平台责任判定、跨境协作等等环节。
三、为何 “涉案虚拟货币处置” 被提？从两个维度看
（一）技术经济背景的驱动
因虚拟货币的技术、经济金融特征引起司法实务的 “连锁反应”，主要体现在：
第一，虚拟货币、区块链、大数据、网络技术融合，使得网络犯罪、跨境犯罪更容易 “借道” 虚拟货币，导致传统的侦查手段大大受限。比如说，在电信诈骗犯罪中，嫌疑人通过虚拟货币转账、“混币” 洗钱、跨链转移，再套现或境外撤逃。
第二，在金融创新的同时，金融监管、刑事司法也 “同步升级”。虚拟货币虽有技术创新价值，但在其技术红利没有充分展现之前，监管者更容易从社会监管，尤其是犯罪风险来审视虚拟货币。这也解释了为何 “虚拟货币” 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并不被 “待见”，央行行长在前些天的会议上也表示央行会持续打击虚拟货币的经营、炒作。
基于以上因素 “打击”“监管”“规制” 成了我国对虚拟货币的主色调。
（二）司法治理的迫切需求
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以及其他监管部门可能发现：对于 “虚拟货币犯罪” 案件，我国司法机关或其他执法机关对于涉虚拟货币案件的量刑、资产返还、处置机制、跨链资产追踪、电子数据取证等仍存在制度空白或模糊地带。
具体到虚拟货币司法处置领域，尤其是案前处置，不仅仅关涉定罪量刑问题，还涉及涉案资产的变现、冻结、转移、返还、赔偿等复杂流程，司法机关必须有明确可操作的机制。而通过高规格的会议方式强调 “聚焦涉案虚拟货币处置”，意味着最高法作为司法机关最高层面，要开始发挥 “顶层设计”“审判指导”“规则制定” 功能，以弥补制度空缺。
因此，虚拟货币处置被会议提及，其背后是技术演变与治理需求双重叠加的结果。
四、作者的思考与建议
刘律师基于以上分析，为司法处置委托机关、第三方处置公司、虚拟货币交易所、技术配侦公司等各相关方提出以下建议，供大家参考：
首先，各方都需要深入研究 “涉案虚拟货币处置” 机制，尤其建议重点关注以下课题：
1. 涉案虚拟货币冻结、没收、返还流程，司法审判中如何确定及处置链上资产？
2. 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认定 “非法占有”“违法所得” 的虚拟货币？
3. 如何进行链上追踪、跨链转移及跨境取证？区块链资产证据效力如何体现？
4. 涉案平台、钱包服务商、交易所的关联责任、转让责任、平台从业禁止等制度设计。
各方可以积极参与司法处置制度建设与政策建议。例如对于技术公司和处置公司来说，基于和侦查机关的良好合作关系，可以就虚拟资产扣押冻结机制、链上证据采集标准、跨境司法协作机制等结合 Web3 律师的司法实务工作者的经验，向司法机关提出政策建议，这也能提升公司在行业的影响力。
五、写在最后
最高法这次提出的 “聚焦涉案虚拟货币处置”，不仅是司法机关对新型网络经济犯罪形势的回应，更是传递出一种制度升级、规则明晰、治理强化的信号。对于深耕司法处置业务的各方，尤其是市场上的商业公司来说，这既是挑战，更是契机。我的看法是清晰的规则有利于市场的透明和充分的竞争，将减少因政策不清晰导致的现实法律风险。
